《資治通鑑》資鑑法戒的敘事藝術

司馬光《資治通鑑》敘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編撰於北宋積貧
積弱、內憂外患，因變法而黨爭對立的時代中，其內容除了詳
於政治、兵戎之事，以供當道者資鑑法戒之外，也蘊涵司馬光
重視「中正」與「禮」的政治哲學、安養百姓的政治理念，以
及在循環史觀中強調人事作為的思想。司馬光的文學觀念強調
實用、反對虛辭藻飾，在「刪削冗長，舉撮機要」的撰史動機
與宗旨下，《通鑑》全書行文簡潔、敘事簡要，而且風格如出
一手。
司馬光以卓越的史學成就，與司馬遷並稱「史學兩司馬」，
《通鑑》亦如《史記》，不僅是史學巨著，也具有文學方面的
價值。本論文參酌了當代敘事理論與中國傳統史家敘事的實際
情形，以及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人物類型，
王靖宇（John Ching-yu Wang）關於《左傳》之君臣分類，
和司馬光文章、奏議中對於君臣才德之要求、分等，與福斯特
（E. M. Forster）「扁形人物」、「圓形人物」的說法，藉以
探討《通鑑》在資鑑法戒方面的敘事成就。
在敘事視角上，司馬光善於運用編輯性全知、客觀戲劇式全
知，以達成其敘史的褒貶、資鑑之目的，並巧用客觀戲劇式全
知、人物視角與選擇性全知，以使敘事生動有趣。在君臣類型
與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君類型有「低模仿」、「諷刺型」、
「高模仿」，與「從高模仿下降」的不同；人臣類型除了一如
人君，另有「從諷刺型上升」者。在人物的塑造上，因為褒貶
法戒之目的，人君多圓形人物，人臣則多扁平人物；其具體形
象之塑造，有直接描述者，也有間接者，例如經由言談議論、
動作行為、他人評論、表情勾勒和人物對襯，等等。書中比較
生動的人物形象，則常見上述方式之綜合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