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寂寞人

政改戛然而止，湯家驊黯然辭職，香港的政治發展回到原地踏步。這幾件事有甚麼關聯？不妨一起來重讀一點晚清歷史。

光緒二年，郭嵩燾「忍辱負重」出使英法，在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當時清廷的政治癥結。郭嵩燾的品格才氣，曾獲公認為世之鳳麟，但此君比較高傲，不容下塵，是一個批評家，不是實幹型的政客。他見識過人，眼界開闊超前，因此不為時人理解，遭到排擠，也理所當然。郭嵩燾因為英國翻譯官馬嘉理一案而遭起用，面對一個最令人厭恨的任命，被視為「辱國」。事實上他到了英國之後，眼界大開，維多利亞女王的「朝野」對他禮遇甚周，他獲安排參觀、宴會、訪談，會見，行程滿滿，唯一受到的阻力與惡意，只來自他的副使，受朝中清流之命來監控他的劉錫鴻。

郭嵩燾認為洋務運動的前提不是學甚麼技術，而是「通其情，達其理」，首先要跟洋人「接軌」，因為洋人「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可惜，他這種「有商有量，有情有理」的意見，絕對成不了主流，當時中國對洋人的態度，郭嵩燾總結是「一味怕、一味詐、一味蠻、一味蠢」，這樣打交道，下場可想而知。

「忍辱負重」這四個字，在政改投票之前也曾有人借用。但歷史經驗顯示，真正擔起這四個字的人，只有極少數「心繫家國」的政治家，只有這些人，面對全民唾罵的風險，甘願為大局利益揹黑鍋，把歷史名聲置之身外。但這些人，在中國歷史上的評價，至今有欠公允。有此前車之鑑，令人懷疑還會有人願意「忍辱負重」。

德國的俾斯麥曾經形容，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船隻，政治家就是船長，確保船隻順利航行，避免翻船，審時度勢，隨時扭軚，政治家唯一的原則，就是維護這艘船的利益，無所謂堅持自己個人的政治立場。

但即使讓郭嵩燾穿越時空到今天，面對香港政治現實，他還是會和一百多年前一樣寂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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