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主編寫的英文社論

對西方人來說，漢語是一種非常困難的語言，英語對中國人也如此。70多年前，一位叫孫瑞芹中國人因為他優秀地英語被當時的政府任命為一張政府資助的英文報紙（北平時事日報）的社長和總編輯，他的任職是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9月，而中國人擔任這樣職務是極為罕見的。他的主要工作是每星期寫幾篇社論，表達他自己和報紙對時事的看法。

孫瑞芹於1898年生於崇明島一個中等富裕的農民家庭。畢業於天津的北洋大學，主修法律。當時北洋大學的法律系用的教材與美國哈佛大學一樣，畢業生的英文自然很好，而孫瑞芹在英文方面更是有突出的才能，英文寫作成了他一生的事業。

其後的三十年，孫瑞芹曾任職於當時在北平的多家英文傳媒，做編輯、記者。1945年抗戰勝利後，被當時國民政府任命為英文《北平時事日報》的主編。那張報紙的發行量不大，但讀者主要是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這些人是政府不能得罪的人。

在1945 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對當年留在北平的一大批公立大學的教授不予錄用，致使當時很多教授陷於失業。可想而知這些教授非常不滿。孫同情這些教授，為此他寫了幾篇文章，得罪了一大批高官和名流。他們可能覺讓他們在洋人面前丟了臉，便去國民黨中宣部告狀。當初是胡適推薦孫瑞芹。中宣部的高官詢問胡適，胡適說「孫先生生性直率，不善用辭」，給敷衍過去。胡適回來後，立即給孫打電話說：「孫先生，除了我，你把所有的人都罵了。這回麻煩惹大了，你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吧！。」孫很快就辭去此職；後來轉到燕京大學任教。

孫有機會接觸當時很多中外名流、權貴，孫對他們是敬而遠之；而對不幸的、受委屈的，他常常伸以援手。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是孫在北洋大學的好友。他們政見相去甚遠。張太雷於1927年去世後，孫瑞芹很長時間每月給他的遺屬寄錢。這種事孫先生從不會向人提起，只是孫先生的夫人施德珩偶爾與子女說過。

張東蓀原是燕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是傅作義將軍的談判代表。北平沒有遭受戰火而易手，按毛澤東的說法是：「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但在當年政協選舉中央政府
主席時，張對毛澤東投下了唯一的反對票，犯了龍顏。不久就莫須有地成為了美國特務。文革前還有人身自由，但在燕園中，形單影隻，人見人躲。在戴晴女士為張東蓀寫的傳記
中說到，52年後與張東蓀來往的只有三個人：錢公武、洪謙、孫瑞芹。1965年12月，張東蓀虛歲80生日時，孫瑞芹和夫人在北京的莫斯科餐廳為他祝壽，令他十分感動。孫與張東蓀的關係為孫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大罪狀。

1952 年，新政府關閉了當時的燕京大學，孫瑞芹到了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作一名翻譯。在那裏，他又完成了多本譯著。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寫的《美國與中國》就是由孫瑞芹與老友陳澤憲合譯的。費正清也是孫瑞芹的老相識。另有一本譯著是李約翰寫的《清帝遜位與列強》，在研究近代史上很有學術價值。

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有三方面的收益：

1.學習英文：孫在做報社主編前，曾任多家北平英文報記者，還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職任教。作為許多英文報記者和主編，寫過無數文章，當時很多母語是英文的外國人往往不能相信這些文章是出於中國人之手。

2.學習中文：近幾十年來，世界上對中國、中國文化和中文有興趣的人增加很多。這本書有中文翻譯，這就為那些懂英文，又在學中文的人提供了學習中文的機會。

3.了解歷史：透過這本書，人們可以了解當時發生的很多人和事。在這本書收集的文章中，談到了當時一些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因為新聞記者的職業關係，他們中這些人有的是孫瑞芹當年的至交好友，如胡適、徐莫、葉公超、協和醫院的王錫熾院長等等。這些人是當年都對中國社會有一定影響的人物。

孫瑞芹代表著人性中最寶貴的一面： 對不幸的、軟弱的、貧窮的抱以無限的同情以及盡可能的幫助，正是這種精神讓人類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這些社論的收集，整理和翻譯是由孫瑞芹的外孫張堅一完成的。他於1982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部）。後來赴美國，已在美國行醫多年。